去年，我们以“创作者”为关键词，与这座城市的设计、音乐、摄影等领域的女性创作者（张汤、吴卓灵、邓潇、黄悦、吴伟）展开对话。

这一次，我们将以“事业”为出发点，做出不一样的观察。 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但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却很少被提及。 他们的职业本身可能是一个小众领域，也可能因为共同的认知和环境而被悄悄地“隐藏”起来。

就像我们每天在工作站等待外卖小哥，但“外卖小哥”这个称号显然让一大批女性外卖骑手悄然消失。

是的，我们只是想找到他们，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故事。

他们是发起人、脱口秀演员、VJ……

*促销员

“Promoter”有多种解释，有发起人、倡导者、发起人、促销员、推销员； 或发起人、创始人（特别是拳击等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和承办者。 除“人”外，还可指推动事物的事物。

可以说，促销员无处不在。 但放在地下电子音乐圈的语境中，它就具有了职业属性，明确指向了一群人——艺人与电子音乐俱乐部之间的链接者。 他们负责寻找、预订艺人并顺利将他们带到俱乐部。 在俱乐部的舞台上。

卡亚

电子音乐活动厂牌A DOSE OF JOY的经理和发起人，偶尔也可以当DJ。 白天是文化人，晚上是边缘人，他擅长并熟练地进行人口文化的引进和输出。 在日出和黎明前脱下酷炫的衣服，在黄昏和日落后穿上 DJ 包。

那时我就​​养成了愿意为音乐付费的习惯。

我对音乐的热爱由来已久。 在我小时候父亲买的音响上，一些世界名曲的“非凡的声音”从黑暗的扬声器中飘荡、摇摆到卡亚的耳朵里。 年轻时的她如此痴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德国成吉思汗乐队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迪斯科歌曲。 如果一定要回去的话，她觉得是她的启蒙，包括她长大后喜欢的音乐类型，都和这个时期不断相关。

· 德国欧洲迪斯科流行乐队，最初于 1979 年在慕尼黑组建，以歌曲“Dschinghis Khan”参加欧洲歌唱大赛。 最初的乐队由原成员 Henriette Strobel 和 Edina Pop 领导，在同伴 Johannes Kupreit 于 2005 年解散后于 2020 年去世。该乐队的更新版本由原成员 Wolfgang Heichel 和 Stefan Track（接替已故成员）领导。 Louis Potgieter 在 2005 年的重聚音乐会上），自 2018 年以来一直很活跃。

在她的初中和高中青少年时期，像所有同龄人一样成都夜场招聘dj，她开始探索她最喜欢的音乐流派。 她认为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极其叛逆的人，就是喜欢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她的同学喜欢周杰伦、陈绮贞等流行音乐歌手，但她却反其道而行之，听不太流行的音乐。 这种叛逆的精神就像一张网一样将她包围着。 甚至当她在电玩城打游戏、打鼓的时候，她也能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学习和理解摇滚乐的音乐流派。

跳进摇滚的“坑”，再往下跳进英国摇滚的“堂台”，这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路。 她把自己对摇滚乐的热爱、所有的叛逆以及她试图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行为归因于“叛逆综合症”。

·Kaya 黑胶唱片购物

2000年前后，网络还没有完全普及，学校外的流动音乐摊成为了一道零散的风景，因为它们的存在为那个阶段的大多数年轻人形成了外国音乐的全景。 每天伙食费不超过10元。 为了买她最喜欢的乐队的CD，她可以吃一两片面包来消磨一顿饭。

“那时候我就养成了愿意为音乐付费的习惯。”

2012年，大爱成都音乐节在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举办。 音乐节跨越流行、摇滚、电子、民谣等多种风格，分为流行、摇滚、成都之声、电子四大舞台。 卡亚最喜欢的乐队Suede从英国带来了“6吨设备”到成都演出。

本届音乐节连续演出四天，投资6000万元。 最终仅收回300万元票房。

·大爱成都音乐节，阵容空前，成为很多成都人的回忆。 网友@octopusxiaomeuzi表示，他错过了2012年成都爱情音乐节，后悔了十多年。 因为伟大的爱情只有一次，不会有第二次。

从商业角度来看，这场失败的音乐节是成都很多“80后”甚至“90后”人的记忆。 这也给了卡亚突然的灵感。 原来还有一种音乐叫做“电子音乐”，因为电子音乐Ellen Alien被邀请上台。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形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不唱歌，不使用乐器，不知道在演奏什么音乐，听起来很重复。” 每次经过电子舞台，她都会看到舞台下的观众。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一跳来跳去，有点像电影《龙虾》中孤独的流浪者戴上耳机，在寂静的树林里扭动四肢庆祝胜利。

这时，经典台词出来了：“我们都是独自跳舞，所以我们只播放电子音乐。” 很多人都无法捕捉到这种孤独的状态，包括当时才二十岁的卡亚。

她出国留学四年，毕业后在芝加哥工作一年。 如果你对电子音乐稍有了解，你一定知道“House在芝加哥，Techno在底特律”。 随着这两大电子舞曲音乐风格的出现，世界正式进入现代电子音乐时代。

·在.TAG中

作为市场里的初级员工，我似乎没有精力和体力去感受芝加哥的电子音乐氛围。 但它毕竟是“音乐之城”。 街头艺人的表演和各种类型的音乐总是不期而遇地出现在公园和广场上，这让卡亚很感动。 这段时期，她对电子音乐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同时，她建立了一个名为“建立社区”的理念，即在已建立的社区和社区中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

比如，如果你会弹钢琴，那么你不仅要弹钢琴，还要发布到小红书、微信等社交网络上。 那么，是时候想想自己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钢琴演奏技巧，去参加一些社会团体组织，比如关爱老人、为弱势群体发声等。 这也是她后来从事电子音乐相关工作的原因或者动力。

“我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好，我希望自己有价值，而这个价值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金钱和物质。”

2015年，朋友带她去了地下电子音乐俱乐部.TAG。 那天她很惊讶。 尽管她被束缚着，放不开，但她还是兴奋不已：“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我这样的人，而且还很多。”

·在谈到影响我的人时，我提到了摄影师陶云、.TAG经理Ellen和Cora（从左到右排列，右边第一个是Kaya本人）。

后来，卡亚的全职工作是在一家教育机构负责成人英语业务。 一位关系不错的学生向她介绍了元宵俱乐部和一些在北京做电子音乐的朋友。

新裤子庞宽和贝聿铭共同创立的厂牌Bye Bye Disco邀请DJ Trust Me来中国巡演，并委托Kaya担任艺人成都地区的导游。 从此，她开始在电子音乐圈当“编外”。

直到有一天，.TAG经理Ellen问她是否想加入？ 就这样，她加入了.TAG，开始了日日夜夜的生活——写文案、招募艺人等等。

那个阶段，我更年轻，更有活力，全职兼职不断。 有时她负责从晚上11点到凌晨3、4点卖票。 一直睡到中午11点左右才起床，然后继续工作。 说起来，卡亚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所以，我当时很胖，很辛苦，压力也很大。”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她还是很开心。 经过内部合作，她更加了解如何经营俱乐部。 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这不是钱的问题。 如果我们喜欢它，我们就会去做并执行它。

她的搭档冯杨成都夜场招聘dj，卡娅喜欢称呼他为老冯或老杨，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爱好者（在她的定义中，他不是派对文化爱好者）。 当他得知朋友想向她的派对厂牌介绍艺人时，他选择无条件支持她的决定。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如何聘请这些艺人，也不知道贵不贵。然后他想都没想就说，好吧，我们聘请艺人一起做一个厂牌吧。”

·卡亚与合伙人杨锋

在老冯的推动下，他们开始自建厂牌并做活动（2018年DJ Fakeyang加入担任VJ）。 我每个月的工资紧张，根本无法支付组织活动的费用，而在遇到我的伴侣后，我所有关于钱的烦恼都解决了。

“有他的支持给了我信心。”

我不禁要问，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做电子音乐的朋友不愁钱呢？ 看来日常的粮食、米油盐，这群人都不考虑？ 我只是想做一个活动并且做到了。 这也是大家对电子音乐制作人的固有印象。

“其实电子音乐就是泡吧，有很多不同的门类，我们说的是地下电子音乐文化。我觉得它不是为了商业或者赚钱的目的，它是一个更精神的东西，更在乎的东西。”关于艺术表达和音乐性。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很富裕，每个人只是想要同样的氛围和乐趣。

“所以，如果我们喜欢它，我们就会去做并执行它。”

A Dose of Joy 是一个诞生于 2017 年的成都年轻派对品牌，由 Kaya 和 Feng Yang 共同创立。

两人一起询问Ellen（.TAG经理）如何发送邮件？ 如何售票以及收费多少？ 我以前从未系统地学习过如何成为促销员。 当我开始做这些琐事的时候才正式开始，而这个边做边学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起初，当她在网上联系一位外国艺人时，该艺人的经纪人担心有人恶作剧，特地打电话确认了人、厂牌、俱乐部的存在。 经纪人终于相信，他的艺人实际上已经被千里之外的中国成都的一家电子音乐俱乐部预订了。 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

·欢乐的剂量活动现场。

此时，卡亚在标签和活动方面尽量不和其他人一样。 她将原因归咎于控制她的“叛逆综合症”。

·Mozhgan，A Dose of Joy邀请的第一位外国DJ艺术家。

A Dose of Joy是诞生于2017年的成都年轻派对品牌，由Kaya和冯杨共同创立，在成都举办过多次派对。 其官方微信是这样描述的：音乐品味总是标新立异，但绝对是精挑细选。

Mozhgan、Solar、Phuong-Dan、Bell Towers、Interstellar Funk等都曾出现在年轻厂牌的邀请名单上，还有Yu Su（中文名苏宇）。

·余苏是bié唱片公司签约的第一位音乐人。 这位中国女孩出生于中国河南开封，现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 她的驻场顾问混音曾多次荣获“Mix Of The Day”奖，现在她是电子音乐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这些请来的艺术家也都非常优秀。 他们出来表演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他们都想接触到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环境，也不会报出离谱的价格。

天气很好，风也舒服，但雨还是停不下来。 每次我做一项活动，我都会赔钱。 最好的水平只是盈亏平衡。

·DJ Solar，旧金山派对文化的重要人物。

这还不是最不舒服的部分。 参加成都的晚会活动，从前期的准备和接触到后期的参与和执行，活动的频率和强度考验着年轻主持人的耐心和承受能力，尤其是活动结束后，每个人都有一个问题。 一种“为了活动而活动”的感觉。

这种疲惫的感觉在2020年的冬天戛然而止。

确实，过去女性艺术家的表演机会比男性少，我自己以前的选择倾向也是如此。

2020年之前，每月四个周末，来自世界各地的DJ轮流造访成都。 由于疫情的原因，所有国际DJ艺术家的演出都被取消，国内DJ艺术家也无法输出到国外。 国内城市间的旅游甚至一度停止。

“作为当地的派对推动者，我最初对这种影响持悲观态度。我一度认为疫情对当地舞池文化造成了打击。”

另一方面，她认为这段空档期给了俱乐部和艺人反思和冷静的机会。 过去，国际DJ艺术家占据了表演的最后时间，而国内艺术家只在热身和结束时间进行表演。 国内及年轻艺术家很少有机会在俱乐部演出。 随着电子音乐和俱乐部的复兴，国内年轻艺术家有更多的表演和被看到的机会。

·偶尔去庭院酒吧放音乐、玩玩。

“虽然电子音乐看似小众、地下，但还是有一种追求和比较的趋势。近年来，不同的俱乐部和个人艺人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演奏的音乐类型也各不相同。”

生活节奏变慢，做的少，想的多。 卡亚也开始恋爱，结交了更多各行各业的朋友。 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她开始受到影响，开始反思“做女人”所面临的社会和职场问题。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是DJ艺人。 成都的DJ艺人男女性别比例保持平衡，相处氛围和谐、尊重。 但我不得不承认，“确实，以前女性艺术家的表演机会比男性少，而且我以前的选择倾向也是如此。我发现我寻找的艺术家更多是男性。”

·走出去、学咖啡、摸猫、看展览变得越来越普遍

第二个方面是发起人本身。 在卡亚看来，目前成都乃至全国的地下电子音乐圈远没有外界看上去的那么繁荣。 行业的繁荣往往涉及到产业链。 从台前到后台，应该是衡量行业兴衰的尺度。

成都地下电子音乐圈的专职发起人数量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能做到这一点的男性和女性基本上都是兼职。 比如俱乐部经理兼任发起人、DJ艺人兼任发起人等等。各种花哨的组合都指向一个事实：它作为一种职业，无法为从业者提供同等的回报。

·在市场外面，如果遇到朋友摆摊，空着的时候就会过来帮忙。

卡亚喜欢这项涉及细节执行的幕后工作。 她愿意隐藏在舞台后面、人群之中，将自己喜欢的电子音乐和艺术家推上舞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和构建理想的社区。 ， 社区。 这个社区和社会与大众或利基无关。

她也希望未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给予女性艺人更多的表演机会。

2023年，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 雨打在屋檐上，打湿了老街上的梧桐树和干枯的银杏枝。

时隔近三年，Kaya 正在上海策划一场新的电子音乐派对，她将再次以《欢乐剂量》的主持人身份亮相。

她不在乎自己是否赔钱，向朋友们发出了隆重的邀请——五月来和她一起玩。 5月，继成都连绵春雨之后，上海将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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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还哥

图片来源丨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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