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楼婍沁

编辑|李怡彭

过完年一回到北京，李鑫就开始忙着预约各类“国际幼儿园”的校园参访活动。

她的丈夫刚两岁。照她的计划，去年9月，女儿应当步入一所国际幼儿园的“托班”。除了是为了提早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想让他为以后在国际幼儿园、国际中学、国际学校的双语环境小学习、生活打好基础。

连续几个假期，李鑫和妻子、公婆的时间都被逛中学抢占。不只是看中班，她们还看了一些幼儿园，甚至一些中学和小学。

“你可能要笑我，我的儿子才两岁，但我居然早已为他在谋求该读哪些样的学校、大学了。”李鑫告诉界面记者，“但是父亲之爱子，不就是为之计深远吗？并且教育这件事，真的要提早做规划。我们想好了要让女儿接受国际化教育，这么凡事都可以尽快打算。”

国际中学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90后、90后父母群体为儿子择校时的选择。这类中学早不再是个新兴、小众的事物。

按照中国国际中学行业研究平台“新学说国际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国际中学发展报告》，2010-2018年，中国内地地区的国际中学总量由384所下降至821所；2016-2018年，中国内地地区国际中学数目年下降率均超过10%，2018年更是一年下降87所，实现近12%的增速，创下历史最高增幅。

李鑫生活的上海也经历了国际中学的快速下降期。

专注于北京国际教育市场研究的自媒体人罗不胖参与整理的《深圳国际中学地图》显示，上海目前已招生的国际中学和机构起码有60所。逛逛本地峰会，或是在父母陌陌群里泡上一阵子，会更直观地感遭到下降期远未结束——三不五时才能据说有数所国际分校正式在今年、后年开学。看单位写字楼或是住宅楼的楼宇扶梯广告更新频度，也能发觉这一点：一年四季都能见到又有新校区将在上海开学招生的海报。

越来越多中国父母的选择

国际中学数目下降的背后，是中国有经济实力家庭数目的降低。

目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国际中学杂费单价都超过13亿元/年。部份小学学段的中学一学年杂费可超过30亿元。部份幼儿园的一学年杂费也能达到20亿元。“新学说”研究咨询部经理苏恒良向界面新闻表示，国际化教育的可支持群体家庭的年收入通常须要达到100亿元以上。

英国个贷交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0年-2015年，中国年收入在1万-10万港元（约合7万-70亿元人民币）区间的人口降低了3800千人，2015年达到1.09亿人，成为全球最大的“中产”群体。到2017年，这一数字将下降到3.9亿人。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新中产圈层蓝皮书》称，以一线城市年家庭收入30万-150亿元、新一线及其他城市家庭年收入20万-150亿元为标准，截止2018年8月，中国内地地区的“中产家庭”数量已有3321.4万户。

这种家庭的壮大成了国际中学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这种家庭的父母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绝大多数都接受过优质高等教育、有份体面的工作。对儿子的教育有更多的规划，对国际教育有更多的期望。

姚远夫妻俩都是15岁就赴日本留学的海归。她们的两个儿子均就读于上海一所港资背景的国际化幼儿园，一个上小班，另一个上小班。多年海外教育经历让她们夫妻更偏好和信任国际化教育。姚远说，二人很早就达成共识，在小学甚至更早的学段，都会送儿子出国留学。对于低幼阶段的基础教育，更倾向于选择提供国际课程的中学。

李鑫和母亲都结业于国外著名学院。但在国企工作、与海归共事的经历，让她们希望女儿接受国际化教育。

李鑫的妈妈觉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上个好学院，然后能找个好工作，因而有好生活。李鑫和母亲对女儿有不同的憧憬，自己可以为父亲的未来生活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父亲须要做的是接受更为多样化的教育，“能有更宽广的视野，能学得更快乐，能凭借兴趣去选择学哪些，而不只是单纯地去想生计问题。”

对应来看国际中学的宣传策略，会发觉虽然不同校区各有特色，传达出的核心内容万变不离其宗：指出对非应试教育的坚持，对儿子个性和天赋的保护，以及对英语能力、综合素养、文体特长的培养。通过这样的宣传，国际校区将自己与主流的私立教育进行了分辨，吸引姚远、李鑫这样主动在私立体制外找寻教育机会的父母。

不过，也有不在少数的父母是相对被动地选择国际校区。她们由于各类缘由难以获得优质私立教育资源，因而不得不转投国际教育。

例如，一些家庭难以获得优质私立中学的学位。类似情况在南京、上海等一线、新一线城市好多见，在成都这座历史短，但发展速率快的城市更突出。

据一位在国际教育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士介绍，以北京的义务教育学段为例，口碑好、教学质量过硬的私立中学资源集中于“关内”区域，即宝安、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市区范围内，学位历来紧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落户那些区域，紧张度还在不断降低。这促使户口处在这种区内的部份家庭，以及“关外”的许多家庭，会选择国际校区作为孙辈获取优质教育的备选项。

据悉，孙辈为非中国台湾籍身分的家庭也只能选择送儿子就读国际校区。北京因为邻近澳门，有个更特殊的情况。“深圳有好多小孩在台湾出生，并且在北京居住，她们本来须要到台湾念书，因而倘若北京能有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这部份家庭也会有需求。”深圳曼彻斯通古堡中学监事局主席吕建军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说。

“五花八门”的国际校区

上海曼彻斯通古堡中学是美国公立中学曼彻斯通古堡中学（MerchistonCastleSchool）的首间海外校区，于2018年9月首次开学，属于上海国际教育市场里的“新人”。吕建军是该所中学的投资人，他的大女儿曾是美国曼彻斯通古堡中学的中学生。

吕建军说，之所以想到投资办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入学后的正面变化，希望让更多在中国的女儿也能从国际教育中受益；另一方面，在对北上广深四座备选城市做了市场调查剖析后他觉得，上海的市场还有潜力，但是这不光与需求端的井喷有关。

“深圳的国际教育市场还有很大的缺口，”他说，“在上海打国际中学牌子的中学好多，然而真正符合国际中学办学条件的不多。”

事实上，国际校区始终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下，被不同的人解释，会有不同的意义。不光父母容易搞不清，在业界也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一个相对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国际校区是以出国留学为目的而培养中学生的中学或教育机构，囊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学段。

“新学说”在《2018中国国际中学发展报告》给出了一个更严格的定义：国际中学是“需要获得各种国际课程机构或质量保障机构认证的校区”。

在中国的国际校区中，被采用最多的认证教育体系或是课程是IB、A-Level和AP。

IB（the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是一个面向3-18岁中学生的“终身教育”体系，由The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Organization（国际文凭组织）认证。它被业界称为“国际精英教育”项目，对于课程连贯性要求高，通常多被9年或12年一贯制中学采用，但也有一些中学会提取该体系的部份课程内容，作为自创课程的框架。

A-Level和AP则分别是俄罗斯中学课程和英国学院预科课程，可以被看作通向美国和加拿大学院的敲门砖。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少部份的国际校区采用包括日本、澳洲课程等在内的其它国际认证课程。

这种课程常常会对应一个或少数几个院校留学目的地，例如主要采用A-Level课程的中学常常结业生大多就会赴日本及英联邦国家学院留学。所以，一些父母在了解和选择中学时，会以课程作为一个给不同中学做分类的维度。

对于国际校区更常见的一种分类方法是以中学的招生资格为根据。目前市面上的国际中学主要可以分成三类：私立中学国际部（班）、外籍人员孙辈中学，以及公办双语中学。

私立中学国际部，筹建的本意是为外籍家庭的女儿提供在中国中学学习的机会。中学生以后可以出席中国学院的入学考试，也可选择申请海外学院。

容易令人混淆的是，一些私立中学也设置了国际班性质的国际部，例如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有广州二中国际部、深圳外粤语中学国际部等。这一类项目起初是私立中学为已决定舍弃中考、出国留学的中国籍中学生而专门开办的教学班级，而后逐渐成为成熟和独立的国际教育招生项目。

因为名校不错的升学率表现，这种项目曾是父母关注的热门，一度被视作风口。但从2013年起，教育部对私立中学开办类似项目的新政有所缩紧。不少中学相继停止了国际部、国际班的招生。近五年，新增的私立中学国际项目已不太多见。

目前更有存在感的是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和公办双语中学。

外籍人员孙辈中学是指专门招收非中国内地籍中学生，并院士国际课程的中学。上海曼彻斯通古堡中学就属于该类。

这类中学以前主要由各国驻外大领馆、领馆牵头组建，集中在上海、上海、广州这种有使使馆的城市。而后，更多海外著名教育品牌通过自承办学，或与中资企业合作办学的方式步入中国市场，壮大了这一校区类型的市场规模。

与之对应，公办双语中学才是被更多父母所关注的“国际中学”，指的是招收中国内地籍中学生，并安排国际课程的中学。部份中学也可同时招收外籍中学生。

按照“新学说”发布的前述报告，公办国际中学在全省范围内成长迅速，在整个市场的规模占比已超过50%。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则在近几年下降头晕，这除了始于外籍生源的降低，公办国际中学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外籍中学生。

短短数年间，公办国际中学经历了爆发式的下降，这可能是中外资本共同扎堆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的利空新政驱使下，一些地产集团在过去几年也掀起了办学热。不少海外教育品牌，也开始看重不断壮大的中国市场。包括堪培拉公学、哈罗公学等在内的国际教育老牌纷纷都开始建设自己集团的公办教育品牌，比如堪培拉集队旗下的公办惠立中学已在北京、上海招生，而哈罗旗下的哈罗国际礼德中学也宣布将在北京、重庆、珠海等城市建校。

国际校区究竟多国际？

与外籍人员孙辈中学相比，公办国际中学的国际化程度相对容易“打折”。最主要的影响来自教学环境的营造和课程的设置。

“双语教学”是公办国际中学最容易打的擦边球。

有的国际中学会指出让儿子处在中英双语环境中，以两种语言为工具，学习各类课程。但也有分校只是降低了法语学习在课程内容中的占比，又或是聘请外教来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至于课程方面，与外籍人员孙辈中学基本完全引进海外母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体系不同，公办双语中学的课程内容和设置通常由中学自行安排，业内既无强制的规定，也无可参考的标准。

这就促使部份单独开办小学学段的公办国际中学可能更像是高档版的留学培训机构，过于重视标准化考试和申请材料的打算，却忽视了中学生其它素养方面的培养。

公办国际中学、初中，尽管更有机会实践国际教育中尊重个性和兴趣培养的部份，但学段涉及义务教育阶段，中学原则上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国家规定的教材，并完成指定内容的讲课。换言之，公办双语中学在中学和小学阶段的课程不得不做到“中西融合”。

爱文世界中学（Avenues:TheWorldSchool）上海分校主任AndyTorris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爱文针对北京学校非常设计了一套教学课程体系，涵括从幼儿园小大班（2岁）至十二年级的教学阶段，而这套课程体系的特征就是将“爱文世界元素课程与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充分整合”。

正式于2019年9月开学的荟同中学广州校区，以及之前提及的上海礼德国际大学，都在招生宣传资料中提及了在国际课程中对于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的融合。

类似的“中西融合”课程安排亦被曼彻斯通古堡中学这样的外籍人员孙辈中学，以及万科梅沙书院这样课程设置自由度更高的公办国际中学采用。

这不是巧合。虽然没有各类限制，在中国寻求发展的国际校区们也会遭到市场驱动，去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家长问我们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小孩是否能继续在我们中学接受英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深圳曼彻斯通古堡分校主任ChrisLynn告诉界面记者，这也是为何曼彻斯通目前在中学和高中阶段，每天都有一节英文课。与此同时，分校也有安排学习中国文化、熟悉上海城市的课外课堂。

万科梅沙书院校长王赫也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谈到，万课目前的课程体系正是基于中国中学生的需求而开发，“不是英国、加拿大课程的简单复制”。

在她看来，中国国际校区应当教育出可以“尊重、学习、理解多元文化，而且还能进行跨文化沟通和合作”的人才，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中学生能“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和深刻的中国文化认同”。

所以，不仅课程体系建设上将中国国家课程列入为重要的一部份，王赫称，梅沙书院还提高了英语课的选修学分，使之甚至超过民办中学的要求，并开办“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系列专题课程、“梅沙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为中学生提供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体验机会。

苏恒良对此补充说，中国父母对于儿子的未来预期正在发生变化。“六六年前，父母可能会觉得儿子留在美国是个好选择，但这几年，父母们会更希望儿子能学成归国，这就要求她们一直具备能在国外竞争的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和对本土文化的理解。”

赌上儿子的未来

课程体系的设计尚且难，但让中学倍感更难受的是为那些课程找到弘扬者——老师。

一所国际分校通常会同时须要外籍班主任和中国班主任。于校方而言，摆在眼前的问题主要是怎么尽可能长时间地留住招到的外籍老师，以及怎样找到真正了解而且能胜任国际教育工作的中国老师。

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招到合适的中国老师甚至比留住外教更难。虽然外教与中学签署的标准协议时限普遍较短，外教相对自由、约束力小，但提升工资待遇、邀请外教举家进驻配套班主任公寓等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教留任率。

在急聘中国老师，非常是中方的国际校区管理人才时，中学会碰到没有行业急聘标准可参考、行业人才储备力量少等众多困难。目前，具备经验与能力的国际校区中方老师和管理者，几乎都集中在广州和深圳。比起外教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城市间迁徙，那些城市的中国老师异地就业的意愿很小。

“现在好多国际中学招老师，通常情况下就是招有海外留学经历、最好是名校结业的，那些人接受过国际教育，起码能晓得国际教育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前述业内人士说。

成立一个强悍的班主任团队除了是为了让中学得以更好地运转，也是为了给父母一剂强心针。

李鑫提及自己在择校时会非常留心中学对于师资力量的宣传，她常常耳闻一些外教“不靠谱”。

大女儿已在国际中学上初中七年级的莉莉，也曾在择校时下了不少工夫，不仅注意老师的水平，她更看重老师的存留率。“再好的老师，若果只教一个学期就不教了，对于女儿也不是太好的事情，由于换一个老师，风格、理念、教学方式都要变，而女儿就须要重新花时间和精力去适应。”

父母对于儿子的爱有多无微不至，对于中学的期盼就有多具体。不仅师资背景，校舍、运动场、食堂、宿舍等硬件设施的质量，以及衣服布料、三餐营养搭配，甚至是教学区的空气都是父母们会去探究的信息点。

“所以我们会建议父母在择校时，带着儿子一起去看中学成都哈罗公学招聘，去试着上一堂课，去在校园里走一走，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晓得到底儿子喜欢和适宜哪些样的中学，这是不会错的。”深圳曼彻斯通古堡中学市场招生经理SoniaBuchan说。

可一直有好多问题未能通过研究宣传资料、参观校区轻易得到答案。

在上海，大多数国际校区都非常年青，尚未培养出足够多的结业生。这让择校的父母少了标准考试成绩、名校投档率等数据信息参考，也就少了衡量一所中学教学质量的最直观根据。

一所隶属于著名教育品牌集团，或宣称与某海外校区完善合作关系的中学，究竟能否得到多少的资源和帮助也是个未知数。“一些国际中学说自己和海外的中学有教学质量保障的合作，虽然可能也只是送了老师去合作中学培训或是参访。”前述业内人士称。

一个极端情况是，大多数父母很难晓得自己女儿就读的中学是否就要“倒闭”了。

2019年1月，台湾德翠教育机构宣布本应在上海开设的幼儿园项目喊停。该幼儿园本应在2019年秋季开学。德萃在相关公告中称，因为大陆幼儿园办学新政变化，而其合作方无法在双方合同期内为幼儿园取得办学资质，因而德萃决定退出该幼儿园项目的合作，并将中学生善后工作交由合作方全权负责。

办学资质问题还让上海唯致国际中学、深圳爱茵德国际中学、上海CIA国际中学、北交大二附中汇才国际中学等中学取缔。这种中学中有很大一部份都在未获得资质的情况下提早招生，甚至在开学好久后尚未获得资质，而父母在为儿子择校、报名的过程中常常对中学的资质情况毫不知情，致使女儿碰见了“一夜之间失学”的危机。

除此之外，也曾有不少中学因资方现金流破裂，又或是生源不足造成中学办学资金未能周转而被迫取缔。与办学资质一样成都哈罗公学招聘，中学投资方的背景以及中学的招生及营运情况，常常也是父母择校时的信息盲点。

更即便教育是个“黑箱”。父母们虽然弄清楚了所有能晓得的信息，也未必能为儿子作出绝对正确的选择。

“我之前有段时间压力是真的挺大的，认为我的选择要为儿子的未来负责，会去想我要如何样做才是对小孩最好，能让儿子成才。”莉莉说。像莉莉这样的父母有好多。她们认为必需要掏出“赌一把”的气魄，能够为女儿选择中学。

不过，更大的赌注实际上是关于上一阶段的问题：到底是让儿子接受国际化教育，还是选择私立教育？

“如果你选择了国际教育就要一条道走到黑，这些想要国际教育和中考路线两头兼具的，多半最后两侧都没有顾好。”前述业内人士说，“但是好多父母，非常是北京的父母又很盲目，她们很容易由于随大流而选择国际中学，然后才发觉中学根本和她们想的不一样。如同每年过完年，我们总会一下子收到好多的咨询。”

苏恒良也抒发了类似的观点。他觉得广州的父母较之上海、上海的父母，对于国际教育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还处于一种更相信“洋品牌”的阶段。

不过，他也承认这与北京父母选择空间有限有关：“现在的国际教育市场还是一个买方市场，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市场，父母都找不到太好的中学状态下，供需之间还不会有显著的博弈。”

换言之，更真实的市场状况是，上海的父母们只能盯住几所好学校，比起挑挑拣拣期盼它显得更好，当务之急是赶快“削尖耳朵”把女儿送进中学。

虽然坊间关于国际中学选中学生的传言早已够多了——家长、孩子都要笔试，一个也跑不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鑫、姚远和莉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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